東西問譯家言|德國漢學家蔔松山:如何以翻譯爲徑展示中國文化之“美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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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東西問)德國漢學家蔔松山:如何以翻譯爲徑展示中國文化之“美”?
中新社北京12月26日电 题:德国汉学家卜松山:如何以翻译为径展示中国文化之“美”?
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 万淑艳

歐洲漢學研究始于200年前,而歐洲對中國文獻的翻譯則始于更早的16世紀。德國漢學家蔔松山認爲,盡管漢學和翻譯在中西交流中發揮了作用,但中西互譯之間仍存“不對稱”:中國人幾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經典都翻譯成了中文,而西方人對中國卻知之甚少,原因在于西方的“霸權話語”。

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。中西方之间如何才能消弭隔阂、交流互鉴?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,讲述如何通过翻译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之“美”。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中新社記者:您長期研究中國哲學、近代美學,翻譯多部中國名著,出版了學術專著,爲何如此關注?
蔔松山:我是通過林語堂的哲學著作《生活的藝術》對中國文化産生興趣的,我在高中時讀過這本書,它展示了中西文化差異的迷人視角。後來,我讀了一本關于禅宗的書美國哲學家阿倫瓦茲的經典著作《禅之道》,它非常令人著迷。這本書表明,禅宗與其說是一種日本現象,不如說是一種中國現象,是印度佛教與中國道教的融合。我的宗教背景是天主教,與禅宗的相遇讓我頗受啓發,大大拓寬了我的世界觀。這也讓我51年前在德國漢堡大學從地球物理專業轉到漢學研究。

中新社記者:您研究中國文化長達半個世紀,經曆了怎樣的思想曆程?中國文化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?您如何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?
蔔松山:首先,我研讀了中國豐富的思想史。雖然我的興趣始于佛教,但很快學會了欣賞儒家和道家的傳統文化。我了解到,前現代中國的這些世界觀並非相互排斥,而是相互補充和影響。今天,我發現這三種教義中的每一種都同樣引人入勝。他們大大拓寬了我的世界觀。
然後我又研讀了中國近代史,特別是歐洲殖民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,即鴉片戰爭、義和團運動和抗日戰爭,我開始明白這如何影響了今天中國人的態度。
我在教課或寫關于中國文化的書時,首先會嘗試展示中文的特殊性,然後再介紹儒家、道家和佛教的影響,從日常文化的角度來解釋。我還介紹了中國超過幾千年未間斷過的曆史,如此長的曆史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。最後,我試圖展示,如何結合文化背景來理解中國人的行爲。
中新社記者:您是《桃花源陶淵明詩集》、李澤厚《美的曆程》等書的德文譯者,在翻譯過程中,您如何克服翻譯的“不可譯性”?
蔔松山:1982年,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目是《鄭板橋:詩人、畫家和書法家》。爲了這個課題的研究,我開啓了第一次中國之旅,1981年去南京兩個月,在那裏得到一位書法家的指導,那是一個很好的經驗。我還研究了中國美學史,以了解鄭板橋的背景。

在此過程中,我對中國詩歌産生了濃厚興趣。從加拿大回到德國,我決定先將陶淵明的詩集全集翻譯成德文。這一切讓我對美學産生了興趣。所以當李澤厚的《美的曆程》出版並成名後,我和學生一起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。我曾邀請李澤厚先生來到德國,他在我工作的大學待了半年。後來我再次邀請,並一直與他保持聯系,直到幾周前他去世。
由于中西方思想的差異,翻譯有時很困難,但它們是可以克服的。中文還有文言文的額外難度,語言極其密集深奧,即使對于中國學者來說,也並不總是容易理解。比如《周易》,許多中國學者對這本書的內容有不同的解釋。
最難的是詩歌的翻譯,這與它的形式有關。形式無法翻譯,比如杜甫詩中的平起式或其他形式特征。因此,中文詩翻譯成德語只能傳達其內容,而很難傳達其形式之美,俗話說:“詩意不可譯”。
中新社記者:中西方美學有何異同?現代中國美學與西方思想的接觸呈現出哪些特點?相互有何借鑒之處?
蔔松山:西方美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。在西方,它不被認爲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在中國曆史上,美學可以說被認爲是探究藝術和文學創造力的一種特殊的“中國方式”:即詩歌、書法和繪畫的本質。
中國美學還與文化認同有密切關系。大約150年前西方思想傳入中國時,中國人認爲中國文化是由美學塑造的,而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塑造的。蔡元培就主張: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。因此,美學對于理解中國身份“中國性”的討論很重要。像1980年代中國受李澤厚著作影響而産生的“美學熱”,這在西方是不可能出現的。在西方,凯发真人平台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學對于中國人認同感的重要性。

中新社記者:中西跨文化交際與對話也是您的研究領域。在您看來,中西方價值體系的起源是什麽?您認爲中西方之間應如何進行跨文化對話?
卜松山:西方价值体系的起源是基督教,今天宗教的影响已大大减弱,不再那么明显,但了解这一背景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西方的价值观为后基督教价值观。中国价值体系的起源是儒家思想,它构成了中国社會的道德基础,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。即使在当今社會,中国人的价值观仍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,比如“仁义礼智信”。
跨文化對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,相互尊重,願意向對方學習,並試圖通過改變視角來理解對方的觀點,理解世界的另一個文明。

中新社記者:翻譯對當今中西方交流有何啓示?
蔔松山:文化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翻譯,就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、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、從拉丁文譯成英文……從西方文化的翻譯過程便可窺見一斑,更不用說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西班牙語和其他語種的翻譯了。在中國,印度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化産生了很大影響。卡爾馬克思著作的翻譯對近現代中國産生了根本影響。
就中西互譯而言,問題在于“不對稱”:中國人幾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的經典都翻譯成中文,但西方人對中國卻知之甚少。盡管漢學家在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過程中發揮了作用,但卻遠遠不夠。

這種情況是與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的立場有關。西方的思想和觀點已經成爲常態,即所謂的“霸權話語”,西方的觀點和思想影響了整個世界,中國也向西方學習了很多。
只有當中國在全球舞台上變得更加重要並對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時,這種“不對稱”才會改變,同時也將增加西方了解中國的願望。(完)
受訪者簡介:

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,德国知名汉学家,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,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。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,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前院长、汉学系主任。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、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、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。著有《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》《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》《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》《发现中国:传统与现代》等学术专著专论,译著有《桃花源陶渊明诗集》《李泽厚<美的历程>》。
【編輯:于曉】